问题就出在，2020年之后，美国这个庞大的、精密的军事工业复合体，开始“生病”了。这种病，不是技术上的，而是制度上的，是文化上的，甚至是政治上的。

2020年，美国发生了什么事？大选。那场大选以一种极不体面的方式落幕，随之而来的，是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撕裂。这种撕裂，很快就像病毒一样，蔓延到了他们引以为傲的军工体系里。

在拜登政府任期内，一种叫做“政治正确性”的东西，开始成为主导一切的最高原则。你要搞一个重大项目，首先要考虑的，不是你有没有真才实学，而是你的肤色对不对，你的性别是否符合多元化标准。于是，大批靠着肤色和性别上位、却对工程技术一知半解的“史密斯专员”们，开始把持各个关键岗位。

这就好玩了。一边是要求极高、容错率极低的六代机研发，一边是忙着搞内部斗争、忙着搞利益分配的官僚和政客。NGAD项目，就这样在无尽的扯皮、审查和推诿中，被硬生生耽误了至少四年的黄金时间。

到了2023年，NGAD又因为“成本过高”被暂停审查。什么叫“成本过高”？说白了，就是钱不知道被谁给“洗”走了，项目账目成了一笔烂账，没办法向国会交代，只好先停下来，把锅甩给下一届政府。

而就在美国原地踏步、内耗不止的这四年里，咱们中国在干什么？

咱们在埋头苦干，在厚积薄发。

很多人喜欢拿歼-10说事，觉得它首飞比F-22还晚，性能也比不上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歼-10的意义，绝不仅仅是一款战斗机本身。它是一所“大学”，是一座“熔炉”。

在歼-10长达几十年的研发过程中，我们构建起了一整套完整的、自主可控的先进航空工业体系。我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敢打敢拼、经验丰富的航空人才。我们攻克了无数个看似不起眼、实则决定成败的“子系统”技术。

这个过程，听起来不刺激，不酷炫，甚至有些枯燥和漫长。但正是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“打基础”，让咱们打通了航空工业的“任督二脉”。

当基础足够扎实，链条足够完整，人才足够充沛的时候，突破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。所以，当歼-20横空出世的时候，很多人觉得是奇迹。但在咱们自己人看来，那只是过去几十年辛勤耕耘后，自然而然结出的果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