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，有消息称伊朗总统于2026年2月18日在一次国内经济座谈会上表示“中国本应现在就提供大量资金援助的，然而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。事情并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，‘让任何想要出资的人去行动就行’。”这则言论，充分暴露出伊朗在战略认知上的严重偏差——将自身安全困境的解决寄托于外部大国，尤其是对中国角色存在根本性误判。在占豪看来，伊朗总统此言甚是荒谬，其这种言论的根源在于三大认知错位：

其一，伊朗高估自身地缘价值，误判中国核心利益边界。伊朗似乎认为，只要自己站在反美前线，中国就有义务为其承担对抗成本。殊不知，对中国而言，中东是重要战略利益区，但绝非核心利益所在。核心利益关乎国家主权、安全与发展根本，如台湾、南海、可持续发展、科技自主等。想当初，伊朗就是觉得阿萨德政权维持的成本由中国承担才放弃了叙利亚，但面对中国和叙利亚的合作，伊朗却又不想给中国和叙利亚的合作空间，单纯要中国承担叙利亚政权维持成本又有什么道理呢？最终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。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后，美国并未如伊朗预期的那样转向全力遏制中国，反而集中火力对付伊朗，这恰恰说明：美国是柿子找软的捏而不是与中国硬碰。现在，都到了伊朗自己生死存亡时刻，伊朗若指望中国不计代价为其挡刀，实属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。

其二，伊朗忽视合作互信基础，背弃既有战略承诺。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几个月后的2016年1月，中国就和伊朗签署了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》，并在2021年与伊朗签署了25年合作规划，媒体预估这将是一份高达4000亿美元合作框架。然而，协议签署后，伊朗并未真心推进。军事上，宁购俄制装备也不大规模采购中国武器；经济上，将合作协议条款作为与西方谈判的筹码来看待，中伊朗合作并未在协议签署后大规模深化，现在中伊朗的石油贸易反而减少了。甚至，伊朗宁愿将波斯湾的岛屿优先租予印度也不给中国。这种合作水平，与中国和沙特的合作差得很远，中国在沙特已成功设立特区并深化能源合作，而伊朗却连基本合作机制都未落实。如此缺乏信任，又如何奢求中国在危难时倾囊相助，替伊朗承担对抗美国的成本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