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矛盾在中美两国应对房地产危机的不同方式中得到鲜明体现。中国在房地产泡沫调整过程中，一方面让过度扩张的开发商承担市场后果，许家印等房企负责人的处境变化就是例证；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宏观调控，保障了普通民众的基本权益，通过加强投资，把财政资金投入到了大基建和百姓福利之中，避免了经济发展停滞和民生陷入困境的系统性风险。

反观美国，类似危机中的政策选择截然不同。美国政府往往通过向私营机构大规模注资来稳定市场，这导致资产价格暴跌后，核心资本能以极低成本收购优质资产，完成又一轮财富从大众向顶层的转移。

两种应对模式的对比揭示出根本性差异：中国的制度设计确保了危机应对中以人民利益为优先，而美国的制度安排则更倾向于维护资本利益。这一本质区别，正是理解中美两国社会发展路径差异的关键所在，也深刻说明了为何美国社会共识难以凝聚、发展合力难以形成。

那么，美国是否完全看不到中国所展现出的制度优势与社会凝聚力？事实上，他们看到了，但受制于自身的结构性困境，能够采取的实质性举措却相当有限。

以特朗普为例，他仅仅提出改革方向，就遭遇了激烈的政治反弹甚至人身安全威胁，其改革空间被严重压缩。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，他仍尝试推动部分政策调整——如推动国资入股私营企业等举措，某种程度上正是在观察中国模式后的借鉴之举。